理解华夏文明，应当回到宋前
北宋时代的汴梁是世界顶级大都市
前言
经常有人引用黑格尔“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，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。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”这句话，来批评华夏文明的封闭、落后、保守和愚昧。
单从工业时代的角度看农耕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，特别是前半句“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”，有一定的道理。但如果对历史的认识止步于此，不了解社会的变迁过程，武断地说没有产生任何进步，那其实是种无知。在吴钩所著《重新发现宋朝》中，有对宋时社会变化的新描述。让我们来换个主语试试，“欧洲在工业革命前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，它只是王国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。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。”是否感觉很荒唐？
社会发展有其路径依赖，欧洲社会从两希文明始，自伟大的罗马帝国建立，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，进入所谓的中世纪，一直都在不停地萌芽和变化。即使被描述为千年黑暗的中世纪，现在种种研究表明，也并非如15世纪意大利人所描述的那么不堪。
中国也是如此。
注：正文源于张宏杰所著《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》，有删改
正文
在农耕文明时代，华夏文明站在世界的高端。
周礼《六艺》，含礼、乐、御、数、书、射六个科目，都是贵族必修课目，要求君子待人有礼、文武双全，完全符合现代社会人格培养、素质教育的要求。
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，品格清澈，个个都强悍好战，连吴越地区，也就是今天江浙地区，都是非常尚武的土地。那时不论男女，皆以高大健硕为美。当时的贵族，都能下马能文，上马能武，侠客遍地，武士横行，一言不合，就拔剑相斗。唐朝时的中国人，大度开放、雍容文雅。到了宋代，已经有相当发达的手工业，出现了市民社会的雏形。
但是，到了元明清，中国人的品质却大幅劣化，麻木懦弱，毫无创造力，形象落差之大，让人不敢相信。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：“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是可以作战打仗的人。他们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，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，相互殴斗时揪头发。”
华夏文明最大的一次倒退，正是从蒙元入侵开始。
蒙元史就是杀戮史
成吉思汗教育后代有一句名言：“人生最大的乐趣，在于把敌人斩尽杀绝。”蒙古人杀光了金人，还杀光了西夏人，不光是血统，连这些民族的语言和文字都彻底的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。由于华夷之辨独盛，所以蒙古人在中国所遇的抵抗是他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最为顽强的，大屠杀也极为惨烈。
1215年蒙军攻陷金国的中都（元称大都即北京，是当时超过百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），对北京城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大屠杀，全城几乎没有幸存者，地面建筑全部摧毁，以至于今天在北京城内，我们无法找到元朝以前的大型古建筑，两千余年的文明古城毁于一旦。
1227年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兴庆府（宁夏银川）的途中病亡，俗话说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。但成吉思汗与“善”这个词并无关联，甚至遗诏屠城，蒙军将兴庆府八十万人全部屠杀，党项族几乎被灭绝，侥幸逃生的人逃亡到藏滇地，从此隐姓埋名，易服改族。
1231年，元太宗窝阔台派托雷攻掠四川，蜀地人口锐减千万，只有不到5%的人活了下来，曾经无比繁华的成都宛若空城。
世人皆称南宋软弱，却涌现了众多铁骨铮铮的人物：
襄阳之围，宋人坚守了5年，堪称世界奇迹。金庸老先生的武侠小说通常是写侠客武功如何卓绝，但《神雕侠侣》中，却把襄阳守城之战写得荡气回肠，真所谓“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”；
1275年冬，蒙军进攻常州，遭到顽强抵抗，数千守军战斗至死，蒙军下令屠城，常州城“止有七人，伏于桥坎获免”，仅有七人幸免；
1276年蒙军围扬州，守将李庭芝誓死坚守，甚至南宋太皇太后亲自劝降也拒不接受。他们杀掉元朝的招降使者，焚招降书于城上；
成吉思汗对汉人实行的是种族灭绝政策，认为汉人太多，必须斩尽杀绝，要变城廓和村庄为水草肥美的大草原，若不是契丹人宰相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进言，汉人有技术能纳税，汉人也就给彻底灭了。根据宋元户藉估算，北方汉人被杀90%约4000万，南方汉人被杀约2400万，累计被杀约6600万。
虽然部分汉人口得以保存，但元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：上层文化遭遇毁灭性打击，下层文化或者说俗文化首次取代雅文化，成为主流。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：“汉人惟务课赋吟诗，将何用焉？”虽然后来忽必烈决定以汉法治汉人，但对汉人的礼法传统，始终不予重视。有位著名的外国学者曾说：“鞑靼统治不但压迫了为其牺牲品的人民，并且凌辱而且消磨了他们的灵魂。”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数十年的抗元战争，消耗掉了华夏民族最精英的人物。那些有血性、有骨气、有胆量的人大面积地被消灭。所以有人说，在文天祥赋诗而死、陆秀夫负幼帝蹈海而亡后，“崖山之后，已无中华”。这一方面是指中国的精英阶层受到毁灭性的打击，另一方面也指华夏文明受到重创，呈现断崖式下跌。
蒙元帝国的崛起，给华夏大地，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与黑暗。正应了张养浩的那句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”，但苦难并没有结束。
注：现代蒙古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
鲁提辖拳打镇关西
《水浒传》人物的暴戾是元明时代中国人性格的真实写照。
到了明朝，当流氓无产者朱元璋登上了皇位，极为反感华夏传统的士人精神，看《孟子》竟然说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、“说大人，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。”，很是生气，这还不算，孟子竟然还说：“贼仁者为之贼，贼义者谓之残，残贼之人谓之一夫。闻诛一夫纣矣，未闻弑君也。”这不是宣扬造反有理嘛？自然极为恼怒，愤而制定洁本，删除有关士人独立与反抗精神的文字。当传统文化剥离了道德理想，国人开始染上了重度“流氓气”。
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无限扩张了政治流氓统治术，核心是十六个字：不讲规则，没有底线，欺软怕硬，不择手段。这一政治统治方式虽令人不齿，然而在政治高压之下，却成为大明人求生存的现实写照。
朱元璋为劝导官员不要过度贪腐，在开国初的诏书中曾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：“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，也等长成然后用……”。明朝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，就是打造一个坚固的笼子，把人民作为鸡狗猪羊牢牢关在里面，没有一丝一毫逃逸作乱的可能。因此，虽然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，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汉族的光复，然而朱元璋的统治比蒙古人更为野蛮流氓。他继承了蒙古人统治的精髓--户口世袭制，把全国人口分为农民、军人、工匠三大类，在三大类中再分若干小类，比如工匠之中，还分为厨子、裁缝、船夫等。职业先天决定，代代世袭，任何人没有选择的自由。凡是威胁到朱家统治的，皆有目的地进行清除和屠杀，往往是满门抄斩。朱元璋在位30年，杀人发二十万，开国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，仅胡惟庸、李善长、蓝玉三案杀人即达十万之多。
在明朝，士人们做隐士的自由首次被剥夺。朱元璋认为拒绝为他服务的士人必定是看不起他，发布命令：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，是自外其教者，诛其身而没其家，不为之过。”在这道前无古人的律令下，苏州才子姚润、王谟因征诏不至，被朱元璋斩首、抄家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把左手大指剁去，以示不肯出山做官，被朱元璋“枭令，籍没其家”。大明士人从此失去了最后一块保持独立性格的空间。
朱元璋的统治原则，是消除一切可能不利于江山稳定的因素，断绝与外部世界的一切联系，禁止海上贸易，闭关锁国，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；对内是全面社会控制，打击商人大户，避免商人财富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。当时的命令规定，商人外出经商，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，发给通行证才行。在他的统治下，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村庄，无事不相往来。大明成了一个大监狱，各级官员都是狱卒，所有百姓都是囚犯。百姓稍有逾越狱规，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：“充军”、“斩首”、“乱棍打死”……
随着明代社会的日益腐败，几乎每个社会成员都学会了颠倒的社会规则：“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，自足乎一世之间；守道循礼者，不免于饥寒之患。”底层百姓无条件地接受了流氓规则，他们相信，“强中更有强中手，恶人须服恶人磨”。对待社会上的不合理，只能用另一种不合理来压服。因此，明代后期底层社会风气极为败坏，造假之风大兴。假银子虽古已有之，可到了明代，其种类之繁、名目之多、手段之精、工艺之巧，都超越了历代，可谓登峰造极。流氓性格从明代开始，成为国人性格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登峰造极
到了清朝，社会的野蛮程度进一步加剧。清朝入关以前，经常跑到关内烧杀抢掠。清兵向努尔哈赤汇报时，是把人、马、牛、驴混到一起的，因为满族人是从奴隶社会直接发展过来的，所以满族大臣喜欢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。这样一个落后的社会体系，靠暴力统治中国，杀光了有血性的男儿，继续给中国发展造成了大倒退。
清朝的几代皇帝前仆后继，对知识精英大兴文字狱，动不动就满门抄斩，让一个民族彻底停止了思考，变为一具僵尸。当时的清代名臣张廷玉有一个习惯，下朝归家后把身上带的有字的纸条都要烧掉，也很少跟别人通信。因为家里有文字，将来一旦犯事都会成为罪证。
清代的帝王首次提出，大臣应该像狗一样地为皇帝服务，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，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，不应该有任何独立意志、个人尊严。康熙非常赞赏朱元璋的村长式治理成就，认为他“治隆唐宋”。雍正在《朋党论》中说：“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，所恶者恶之，是非画一，则不敢结党矣。”乾隆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：“奸臣”固然并非国家幸事，“名臣”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国家只需要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。他说：“乾纲在上，不致朝廷有名臣、奸臣，亦社稷之福耳。”
在这样的极度专制下，清代的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和创造力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丧失尊严、人格，无思想无操守，老老实实当奴才，卖命效力，以获得功名利禄，一有机会，他们就大肆贪污腐败，盗窃皇帝的家产。
满清一百多年的文字狱运动，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，完成了从外到里的“全面清洁”，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的萌芽，打造了一个皇帝们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。用乾隆皇帝的话来说，就是：“前代所以亡国者，曰强藩，曰权臣，曰外戚，曰女谒，曰宦寺，曰奸臣，曰佞幸，今皆无一仿佛者。”
在明代的专制基础上，清代皇帝积三代百余年努力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、最完善、最牢固的专制统治，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，把束缚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、加固、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。可以看出，从清朝到民国，很多社会管治办法，其实还有前朝的阴影。
注：现代满族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
1793年11月6日 使团通过大运河闸口 威廉·亚历山大画
后记
1793年马嘎尔尼带领的英国使团访问大清，得到了近距离了解乾隆朝的机会，他的观察打破了欧洲流传数百年关于中国盛世的神话。让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，是清朝繁华神话下的贫穷。
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认为，清朝的贫富差距，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。清朝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，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。清朝的专制是超经济的，经济永远屈从于政治。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，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。所以，对于大清人来说，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。
政治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，“就现政权（清廷）而言，有充足的证据表明，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，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。”，人们普遍的撒谎、奸诈，毫无荣誉观和尊严感。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是“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。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，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，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，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。”皇权专制摧毁了大清人的财产安全，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社会进步的因素。
一方是雄心博博走向全球的大英帝国，一方是关紧国门过小日子的大清帝国。自然，双方首次正式对话，完全就是鸡同鸭讲。英国使团并未得到期望的平等对待并完成通商使命，他们形容自己：“来时像乞丐，待着像囚犯，走时像小偷。”
后面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一个仅有二十五万km²、八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国，很快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有着千万km²辽阔疆域、三亿庞大人口的天朝上国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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